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系簡旭伸副教授研究成果分享「Local Farmland Loss and Preserv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Quota Territorialization」,成果登載於今(2015)年SSCI Environmental Studies 領域的期刊<Land Use Policy>,提出對中國地方農地流失背後的政治生態學觀察。
改革開放實施近40年以來,中國躋身世界經濟強國的同時,也付出不少代價,例如放任各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操作導致耕地減少等問題,甚至在中國北京中央政府在2006年祭出「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的規定後,農地流失問題一樣嚴重,這樣的矛盾便是本研究之主要問題疑旨。
本文主要是採用政治生態學 (political ecology) 的觀點,認為農地流失等環境生態現象,本身是一種政治過程;且以新制度論 (new institutiuonalism)的概念,細究中國農地流失的政治過程的理解,需要放在地方官員政策行為,乃是中央地方動態互動關係、以及政績指標評估制度的脈絡中來查探。中國地方官員並非民主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官派,並受制於一套政治指標評估制度。這包括: (1) 每年中央政府會訂定經濟成長等數據化指標,然後發包給省級領導,省級領導拿到之後會再轉發給其下的地級領導,形成一種指標逐級垂直發包 (vertical subcontracting);(2) 每年年底地方官員的政績表現將由其是否達到指標,以及同為達標是否有誰為超標等,來要求來決定官員升遷或懲罰的依據,整個制度設計以同級官員水平競爭 (horizontal competition)為主;(3) 指標與屬地同時並行,所有發展指標都可以落地,所有地方官員都有自己獨自領地資源可以產生相關指標,形成屬地化管理 (quota territorialization)。
所以面臨土地財政與耕地保護的雙重壓力,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只能挖空心思,採取了多種策略來回應中央的要求:(1) 要求農民搬遷到樓房(被上樓)以及遷祖先墳頭(平墳復耕),透過整併零散土地改為可用農地,再來交換都市地區的農地改為建地,成為同一行政區內的土地指標交換 (quota intra-territorialization),例如下面兩張漫畫說明農民被迫調整生活方式 (本來散居與平房,變成集居與高樓) (大致普遍發生在各省市),以及祖先零散坐落的墳墓被迫大幅讓位 (這特別是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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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2) 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對口支援,前者協助後者建設,但後者將農地指標外借給前者,形成指標易地屬地管理 (quota inter-territorialization),例如在江蘇省蘇南與蘇北的城市,如發達蘇州市轄下的昆山市,對應落後宿遷市的沭陽市;(3) 開發低丘、緩坡、荒灘等邊陲土地,這普遍發生在西部省分,例如昆明城鎮上山,雖然在平地保留農地,卻是以開發緩坡成為都市化替代方案,強行開發不該使用緩坡成為建設用地,形成一種強求外加的指標屬地化 ( quota extra-territorialization)。下面在昆明周邊城市拍到的政策口號「工業園區化、園區城鎮化、城鎮山地化、山地生態化」,正是該政策的地方落實縮影。
圖3 作者拍攝於2015年2月,雲南省昆明市。
本研究以指標屬地化概念的視角,批判性的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為回應中央耕地保護與經濟發展雙重指標的策略性指標操作行為,以及他們為合理化耕地指標生產策略,甚至操弄了諸多規劃、論述、技術等手段的「綠色治理術」(green governmentality),反而造成更高的環境風險。在理論貢獻上,本文進一步以中國為個案延展政治地理學中對於 territorialization的討論;並且這三種類型 (intra/ inter/ extra),也是許多經濟地理學處理廠商互動中的經驗現象,也可以進一步借用以未來理論化,究竟何謂後社會主義中國地方政府之生龍活虎企業般之特殊國家性質 (the post-socialist Chinese local state)。
論文內容詳見:
CHIEN, Shiuh-Shen (2015), Local Farmland Loss and Preserv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Quota Territorialization, Land Use Policy, 49, 65-74. [pdf]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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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下載於http://special.focus.cnhubei.com/gd/051/ 網路查找於 201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