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地理系館電梯或樓梯拾階而上，四樓左邊第一間貼著紅色門聯的便是洪伯邑老師的研究室。門聯是這麼寫的：「無酒難留知己醉，有茶常存敬客心。」是的，在伯邑老師的研究室，偶爾有酒，但一定有茶，因為茶是研究室一直以來的研究主題之一。作為人文地理學家，伯邑老師藉由觀察茶從生產到消費，深刻描繪人與環境的關係。目前，研究室的足跡已經走過中國雲南、泰國、越南以及台灣的茶山。

　　幾年來，伯邑老師持續關注西南中國普洱茶的發展；為此，他走上雲南靠近緬甸邊境的茶山，探看當地的古茶林與錯落其中的少數民族村寨，並從村民的採摘、製作到販售茶葉的過程中，理解少數民族與茶樹、茶商和官員的日常互動，探索這些互動如何型塑了邊疆的地景與人地關係。

　　滇緬邊境古茶林裡的故事也為研究室帶來豐碩的研究成果；伯邑老師已經在地理學主要期刊Geoforum與Area發表文章，更在2015年8月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學術專書Tea Production, Land Use Politics, and Ethnic Minorities；另外，一篇中文的論文也將刊登在「中國人類學」的創刊號上。

　　從西南中國普洱茶的研究歷程中，伯邑老師發現台灣茶的生產消費與技術輸出也牽動著雲南和東南亞的農業地景變遷。因此，以雲南普洱茶的研究為開端，伯邑老師也啓動研究室「台茶南進」的研究方向，包括泰國、越南與台灣之間跨境的茶產業連結。

　　針對「台茶南進」，伯邑老師先後主持兩項科技部計劃：「邊境裡的跨國地景」與「從戰場到市場」。兩項計劃的都在泰北的邊境上。今日的泰北，少了毒品，多了台式烏龍茶。當地華人所發展的茶產業，不論茶種、種茶或製茶的技術都來自台灣，並在地深耕與創新。在泰北邊境上的茶山上，訴說地不僅是過去的「異域孤軍」歷史，更是一段從罌粟到茶園的地景轉變故事。

　　泰北茶產業研究計劃也引起學界以外的關注，2014年10月16日聯合報的紙本、網路平台udn.com與泰國當地的世界日報都有大篇幅的報導。泰北計劃案目前正在收尾與論文撰寫階段，而研究室也積極準備開始進行「台茶南進」的另一研究課題：越南茶。

　　一連串茶研究的背後，反映的是台灣在區域與全球食農體系裡的位置；伯邑老師把這些研究帶進他的教學，包括「政治生態學」、「地景、文化與權力」和「食物、農業與社會」等課程；同時他也以這樣的學術背景，主持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為台大圖書館添購「回復力思維之永續環境與資源管理」的相關書籍。

　　如前所述，2015年8月，相關研究成果已由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學術專書「Tea Production, Land Use Politics, and Ethnic Minorities: Struggling over Dilemmas i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該書同時在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com）也找得到。

　　這是一本關於茶、土地與人的故事；從雲南普洱茶產業的發展軌跡裡，觀照中國西南邊疆改變中之自然與社會的關係。以文化地理學和政治生態學為研究取徑，伯邑老師的民族誌書寫，帶領讀者到雲南普洱市靠近緬甸邊境的景邁山上，了解當地的古茶林與少數民族布朗族的故事。在這些故事的背後，是對「邊疆」意義的重新認定，也是專書最核心的論點：邊疆地景是兩難困境的體現（frontier as dilemmas），讓地景中的人事物不斷游移在「傳統」與「現代」、「國家」與「市場」、「國境邊陲」與「連結空間」、「原始自然」與「文明開發」之間。專書連結:
http://www.palgrave.com/page/detail/tea-production-land-use-politics-and-ethnic-minorities-poyi-hung/?K=9781137494078

　　研究教學之外，伯邑老師總愛以茶會友，歡迎大家有時間來研究室坐坐，總有喝不完的茶，聽不完的故事！

圖1　洪伯邑老師出版的新書，描寫雲南靠近緬甸邊境的茶山

圖2　2015年7月，越南田野考察：台灣人於越南開發的茶園

圖3　洪伯邑老師於泰國和緬甸邊境的茶園進行調查。

圖4　洪伯邑老師所開設〈政治生態學〉課程於屏東旗山進行田野考察，
與當地青年農友一同體驗香蕉採收。

[病媒蚊監測地圖]，如以下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wenthung/ntu_mosquito.htm

可檢視目前尚有孳生源的地點，盡量避免經過。

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系簡旭伸副教授研究成果分享「Local Farmland Loss and Preserv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Quota Territorialization」，成果登載於今(2015)年SSCI Environmental Studies 領域的期刊<Land Use Policy>，提出對中國地方農地流失背後的政治生態學觀察。

　　改革開放實施近40年以來，中國躋身世界經濟強國的同時，也付出不少代價，例如放任各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操作導致耕地減少等問題，甚至在中國北京中央政府在2006年祭出「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的規定後，農地流失問題一樣嚴重，這樣的矛盾便是本研究之主要問題疑旨。

　　本文主要是採用政治生態學 (political ecology) 的觀點，認為農地流失等環境生態現象，本身是一種政治過程；且以新制度論 (new institutiuonalism)的概念，細究中國農地流失的政治過程的理解，需要放在地方官員政策行為，乃是中央地方動態互動關係、以及政績指標評估制度的脈絡中來查探。中國地方官員並非民主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官派，並受制於一套政治指標評估制度。這包括: (1) 每年中央政府會訂定經濟成長等數據化指標，然後發包給省級領導，省級領導拿到之後會再轉發給其下的地級領導，形成一種指標逐級垂直發包 (vertical subcontracting)；(2) 每年年底地方官員的政績表現將由其是否達到指標，以及同為達標是否有誰為超標等，來要求來決定官員升遷或懲罰的依據，整個制度設計以同級官員水平競爭 (horizontal competition)為主；(3) 指標與屬地同時並行，所有發展指標都可以落地，所有地方官員都有自己獨自領地資源可以產生相關指標，形成屬地化管理 (quota territorialization)。

　　所以面臨土地財政與耕地保護的雙重壓力，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只能挖空心思，採取了多種策略來回應中央的要求：(1) 要求農民搬遷到樓房（被上樓）以及遷祖先墳頭（平墳復耕），透過整併零散土地改為可用農地，再來交換都市地區的農地改為建地，成為同一行政區內的土地指標交換 (quota intra-territorialization)，例如下面兩張漫畫說明農民被迫調整生活方式 (本來散居與平房，變成集居與高樓) (大致普遍發生在各省市)，以及祖先零散坐落的墳墓被迫大幅讓位 (這特別是在河南省)。

圖1

圖2

　　除此之外，(2) 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對口支援，前者協助後者建設，但後者將農地指標外借給前者，形成指標易地屬地管理 (quota inter-territorialization)，例如在江蘇省蘇南與蘇北的城市，如發達蘇州市轄下的昆山市，對應落後宿遷市的沭陽市；(3) 開發低丘、緩坡、荒灘等邊陲土地，這普遍發生在西部省分，例如昆明城鎮上山，雖然在平地保留農地，卻是以開發緩坡成為都市化替代方案，強行開發不該使用緩坡成為建設用地，形成一種強求外加的指標屬地化 ( quota extra-territorialization)。下面在昆明周邊城市拍到的政策口號「工業園區化、園區城鎮化、城鎮山地化、山地生態化」，正是該政策的地方落實縮影。

圖3　作者拍攝於2015年2月，雲南省昆明市。

　　本研究以指標屬地化概念的視角，批判性的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為回應中央耕地保護與經濟發展雙重指標的策略性指標操作行為，以及他們為合理化耕地指標生產策略，甚至操弄了諸多規劃、論述、技術等手段的「綠色治理術」(green governmentality)，反而造成更高的環境風險。在理論貢獻上，本文進一步以中國為個案延展政治地理學中對於 territorialization的討論；並且這三種類型 (intra/ inter/ extra)，也是許多經濟地理學處理廠商互動中的經驗現象，也可以進一步借用以未來理論化，究竟何謂後社會主義中國地方政府之生龍活虎企業般之特殊國家性質 (the post-socialist Chinese local state)。

論文內容詳見：
CHIEN, Shiuh-Shen (2015), Local Farmland Loss and Preserv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Quota Territorialization, Land Use Policy, 49, 65-74. [pdf]

資料來源：
圖1下載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c3d57f0100mfyz.html　網路查找於 2015/04/28
圖2下載於http://special.focus.cnhubei.com/gd/051/　網路查找於 2015/04/28

網址連結: http://homepage.ntu.edu.tw/~wenthung/DengueMap2015.htm